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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发展趋向及展望

 论文栏目:农村经济论文     更新时间:2012-7-5 19:22:59   

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发展趋向及展望范文

一、新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发展历史:与股份制此消彼长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经历了不正常的历史命运,其根本原因在于理论界和决策者对股份制与合作制这两种经济组织形式,尤其是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缺乏正确的全面的理论理解和实践认识。

(一)改革开放前极端“扬合-抑股”及其原因剖析

马克思认为,工人合作社是劳动人民为改变生产和生活条件而自愿联合起来保护自己正当利益的经济组织,通过工人合作社可以“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1],是实现对小生产的改造、拯救农民的唯一正确途径,进而引导他们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我国解放初期,面对小生产占主导地位的基本国情,毛泽东、刘少奇、邓子恢等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合作经济原理,领导全党迅速完成对小生产的改造,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合作经济思想。

民主革命初期,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中,深入分析了中国农村各阶级、各阶层的经济状况和政治立场。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对老区工作提出“建立合作社”的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更加明确地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2]。1944年毛泽东在《论合作社》中认为,“……建立在以个体经济为基础(不破坏个体的私有财产基础)的劳动互助组织,即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虽然生产工具没有根本改变,生产成果也不归公而是归私的,但人与人的生产关系变化了,这就是生产制度上的革命,是第二次革命”[3]。

新中国建国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必须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解放初期,毛泽东结合当时中国农村实际,先后撰写了《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等文章,对中国农业合作化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四章《经济政策》里规定,“合作社经济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为整个人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政府应扶助其发展,并给以优待”[4]。

但后期受到前苏联合作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影响,我国合作社出现了不切实际的“大跃进”:由初级合作社快速过渡到高级社,由高级社又快速过渡到人民公社,违反“农民自主、自愿进入、互惠互利、利润返还”的合作制原则,结果出现了产权不明、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等弊端,导致农村经济长期停滞不前。

这个时期之所以极端“扬合-抑股”,其根源主要是对合作制和股份制的基本性质缺乏正确的全面的理论理解,甚至认为合作制代表社会主义,而股份制则代表资本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实认为“,工人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合作制是人的联合,劳动支配资本,是对资本所有权的“积极的扬弃”,解决了劳动和资本的对立。经过巴黎公社革命实践,马克思提出合作社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中间环节。列宁进一步认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5]。相对于合作制,股份制则是把剥削来的生产资料通过联合起来的股份制企业形成社会财产,是资本的集合,是资本支配劳动,是对资本所有权的“消极地扬弃”。把合作制与社会主义划等号,把股份制与资本主义划等号,而没有看到股份制与合作制都是通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点”,在实际工作中便表现为极端的“扬合-抑股”。

(二)改革开放后极端“扬股-抑合”及其原因剖析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理论界和实践界都极端的“扬股-抑合”,股份制经济迅速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股份制逐步试点阶段(党的十四大以前)

1983年深圳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公开发行股份证。1984年7月北京成立天桥百货股份公司。1984年11月上海飞乐音响公司成立,这是建国以来第一家比较规范的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有限公司。1983~1991年期间320家企业股份制试点表明,其每年的产值和税收都有较大幅度增长,其增长幅度高于其他国有企业[6]。

虽然此时的股份制企业是在严格的制度约束下小范围慎重试行,但它为国有企业改革乃至整个所有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参照。面对股份制经济发展的艰难局面,厉以宁等一批经济学者明确主张我国所有制改革应以建立越来越多的股份企业、合作企业为重点,“把传统的公有制变为新型的公有制”,“不管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新型的联合体是一种合作经济或股份经济组织,是公有制的新形式,它们有利于创造更大的生产力”[7]。但当时还存在认识障碍,其主张未能得到社会普遍响应。

2.股份制理论准备阶段(党的十四大至十五大)

1992年党的十四大之后的几年间,由于长期存在着的认识障碍,中国股份制经济未能获得长足健康发展,至1996年末深沪两地上市公司仅530家,股票市场投资者仅有2100万,占全国人口的1.72%。不过,此间理论界和决策者思想开始解放,逐渐认识到股份制经济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消极扬弃,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一种过渡形式,是“发展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强大杠杆”,“它们对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的影响恐怕估计再高也不为过”[8]。

3.股份制大面积推广阶段(党的十五大以后)

党的十五大报告认为股份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的微观基础,是公有制的一种重要的实现形式。此后,中国股份制经济和证券市场快速发展。截至2009年7月底,国内上市公司超过1640家,境内资本市场累计为企业融资超过5.4万亿元,其中股票融资2.5万亿元,债券融资2.9万亿元;在《财富》全球500强排名中,中国入榜企业43家[9]。“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单个资本不可能建立的企业出现了”,“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10]516。

股份制经济和证券市场极大地调动了投资者和企业所有者的积极性,不仅为股份制企业提供了大量资金,而且直接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对中国社会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历史作用。但与此同时,我国合作经济却没有得到同步快速发展。其原因从客观上看,我国没有合作经济的传统和文化土壤,绝大多数国民不知道合作社为何物,又因为建国后农业生产合作制实验的失败,导致广大农民长期“谈合色变”。尽管农业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下发了许多文件推动农业合作经济发展,但在实践上要重新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难度很大,长期推而不动。从主观上看,一个重要原因是改革开放以后理论界和决策层比较重视并重点关注股份经济的发展,而忽视了对合作制经济的理论研究和事件引导。

二、农村信用合作社发展现实与趋势:与股份制的同质性和异质性分析

(一)股份制与合作制的同质性:都是通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点”

合作制和股份制都是历史的产物,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它们都是通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点”。合作制经济的本质特征是“劳动的联合”。合作制是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向联合劳动过渡或者是个体农户和手工业者向社会化大生产转变的最好过渡形式。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是对“资本所有权的潜在扬弃”,是积极的扬弃,解决了劳动和资本的对立,使劳动者不再受资本家剥削,将单个的资本最大范围的组合成社会资本,劳动者通过对合作工厂的管理来证明合作工厂是“伟大的社会试验”[10]604-606,进而“逐渐把农民合作社转变为更高级的形式”[10]499,即向全社会所有制过渡,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股份制经济的本质特征是“资本的联合”。股份制通过剥削来的生产资料以股份的形式联合起来形成社会财产“,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11]494。也就是说,这种联合克服了个别资本即私人资本,而仍然保留了社会资本。“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固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首先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单纯过渡点”[11]495,而其存在的条件———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剧导致资本急速聚拢,从而逐渐向全社会所有制发展,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经济。

(二)股份制与合作制的异质性:资本因素与劳动因素的地位不同

合作制经济是人的联合,是劳动支配资本,是按入股土地和所出的劳动力比例来分配收入,体现了劳动支配资本的原则。合作社社员既是使用者又是所有者,为大家共同的利益奋斗。恩格斯在论述农村合作社经济时指出,“应当把自己的土地结合为一个大田庄,共同出力耕种,并按入股土地、预付资金和所出劳力的比例分配收入”“,以便在这种合作社内越来越多的消除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并把这些合作社组建变成一个全国大生产合作社的拥有同等权利和义务的组成部分”[12]。

可见,合作制是社会全体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进行生产劳动,共同占有劳动产品,实行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将小规模、分散的生产力联合起来的经济组织形式。股份制经济是资本的集合,是资本支配劳动,参加的人员以资本为纽带联系在一起,资本在股份制企业中占有支配地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股份公司这样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在股份公司“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即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即单纯的货币资本家。因此,即使后者所得的股息包括利息和企业主收入,……仍然只是在利息的形式上,即作为资本所有权的报酬获得的。……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13]。

资本和劳动分离,使得股份公司能迅速聚集巨大财富,加速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组合和流动,促进企业快速发展。

(三)合作制与股份制相互融合:当代企业组织形态自然演化趋势

1.西方国家企业组织形态自然演化趋势:股份制和合作制相互融合

在理论上讲,合作制与股份制这两种不同的经济组织形态和制度不可混淆,也不可相互替代。股份制经济由于资本联合可以迅速扩大生产经营规模,促进生产社会化和资本社会化,按照其发展趋势,似乎会对个体经济(包括合作制经济)形成巨大的挤压作用“,正如火车把独轮手推车压碎一样”[14],从而引起合作经济的崩塌。但是二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组织形态演化实践又证明,劳动和资本既有对立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二者不但没有出现绝对排斥的现象,而且使资本因素与劳动因素在企业组织内部的地位不断发生变化,出现了股份制和合作制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趋势,许多股份制企业中逐步增加了合作制的因素,最典型的是20世纪60年代初起源于美国,随后风行于德、日、英等国的职工持股公司(ESOP);许多合作制企业中也逐步增加了股份制的因素。股份制与合作制相互融合,资本和劳动联合,既能发挥股份制灵活的外在筹资优势,又能发挥合作制的内部民主管理。二者的优势、差异和不足内在要求二者相互融合、转化和吸纳。

2.中国当今企业组织形态自然演化趋势:股份制与合作制相互融合

马克思设想的资本与劳动的理想关系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但是现实中,什么样的经济组织形式才能实现资本与劳动的有效融合?我国20世纪90年代在城乡广泛出现股份-合作制。其本质单纯用合作制理论或股份制理论都无法获得科学的解释。它与传统的集体经济既有相同点又存在明显差别,是传统的集体经济、经典的合作经济和股份制经济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产物。以最为典型的温州为例: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温州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蓬勃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期,温州为了摆脱高度分散的家庭经济,开始出现合伙经济、合作经济和少量由几个私人共同投资形成股份合作制企业;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20世纪90年代初期,涌现出低压电器、皮鞋、西服等一批品牌,于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标准企业组织形式———股份制经济不断出现,不仅促进了温州的城市化进程,还推动了温州经济全面发展。

温州经济“抱团”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为了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因人、因项目而异,实际上采取了合伙经济、合作经济、股份合作制等多种组织形式。“实践中的股份-合作经济组织,从内部制度构造看,有些已明显具备了合作经济的一些主要特征,有些则带有一定的合作经济色彩。一些吸收企业全体职工入股转化而来的全员股份-合作制企业,基本上是一种以联合劳动为基础的合作组织”[15]。“它是在中国的深厚土壤上产生的,且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制度创新”[16]。“这也说明我国的社会文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17]。在改革开放以来短短的30多年中,温州经济发展经历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企业组织形式的演化过程,似乎很自然地表现出市场经济下经济组织形态的演化规律:股份制与合作制具有相互融合、渗透的发展趋势。

三、农村信用合作社发展前景:与股份制平行健康发展

(一)与股份制平行健康发展:西方发达国家的客观实践及发展趋势

西方发达国家合作制与股份制虽然起源时间不同,但是二者成为发达国家普遍的经济组织形式却都是在19世纪初期才开始的。此后二者一直平行健康发展,共同推动着商品经济列车高速运行。在欧洲历史上,股份经济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奴隶社会末期和封建社会初期,到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就已经存在“享有合法垄断权的公司的形式,这种公司就是现代股份公司的前驱”[18]。现代股份公司在资产阶级社会初期就曾以拥有特权和垄断权的大商业公司的形式出现[19],正式的股份公司在16世纪首先产生于对外贸易领域。

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扩展到金融领域,股份制银行和证券交易所开始诞生。19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扩展到基础工业运输领域。19世纪50年代以后扩展到制造业。19世纪末20世纪初扩展到商业领域。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股份制在对外扩张、掠夺财富过程中成为西方国家经济的主要承担者,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支柱。股份经济普遍发展,极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0]。在当代,股份制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最普遍的微观经济组织形式。1963年美国有股份公司132万个,占全美企业总数的80%左右;1980年法国的股票持有者占全国人口的比重高达42.9%[21]。

西方合作社的起源应当追溯到空想社会主义。随着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加速,资产阶级财富的积累和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也在加速,资产阶级残酷剥削加剧了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激起了理想主义思想家们的强烈不满。各种流派提出各种主张,都试图构建一个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抗衡的制度。19世纪初期产生的空想社会主义最为引人瞩目,提出的改造资本主义的方案,为早期合作社奠定了理论基础。1844年罗虚戴尔合作社正式成立。罗虚戴尔合作社的基本原则后来为国际合作联盟所借鉴。国际合作联盟推动各国合作组织发展壮大,改变了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家内部矛盾,丰富了国家的经济成分,甚至成为“第三种经济力量”[22]。直至今天,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的农业发达国家的合作经济都非常发达。

(二)与股份制平行健康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微观基础

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股份制经济经过几百年逐步探索出一条“产权明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道路,合作制经济经过几百年的经验总结已经有了国际合作联盟的共同原则。因此,合作制与股份制不但是通向未来社会———共产主义的“过渡点”,而且二者缺一不可,应当平行健康发展,共同构筑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微观基础,只有这样市场经济高速列车才能平稳运行。这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是已经为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所证明的成功经验。

我国现阶段无论是股份制还是合作制,都是符合国情特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求、有效配置资源加速国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企业组织形式。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股份经济的发展,资本市场逐渐壮大起来,但是资本市场和股份制的自身缺陷日益显现。合作制经济一定程度上可以维护同行业生产者的利益,是一种弱弱结合的互助形式,特别是在农业部门,应当普遍发展合作制经济。不但不要再为股份制和合作制姓“资”姓“社”而争论,还要两种经济组织形式平行健康发展。

(三)与股份制平行健康发展:市场经济高速列车平稳行进的基本条件

从合作制经济起源看,它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的产物。马克思指出,“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工厂制度,合作工厂就不可能发展起来;同样,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信用制度,合作工厂也不可能发展起来”[23]。信用制度和市场经济成为合作制成长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大量合作社在农民、小手工业者中出现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更好地避免在市场竞争中的劣势地位,联合起来与资本主义垄断相抗衡。合作社通过《合作社章程》明确规定社员的权利和义务,包括入股、购买商品以及设施的利用等,以保证合作社中每个成员的利益以及维护合作社组织的整体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股份制和合作制经济应该并驾齐驱。在城市毫不动摇地推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加速资本集中,加快资本增值,壮大国有企业实力;一些小企业可以通过“捆绑模式”,对内实行合作制经济管理模式。农村合作社是组织和带领广大农民走向市场经济、推动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有效组织形式。近年来,国家不断通过财政支持、税收优惠和金融、科技、人才的扶持等措施,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还应该尽快出台《农村金融法案》,加快发展中小型农村金融组织,并框定农村金融机构的服务对象和资本流向,法定农村金融机构恪守职责,履行“服务三农”的使命。

在我国“,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内在地要求广泛推行合作制、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2007年国家出台《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依法推动和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可见,我国高层决策者已经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合作制与股份制双轨并行健康发展,才能充分发挥股份制组织调动经济资源和合作制组织调动农村劳动力资源的作用,才能提高全社会尤其是农民的组织程度,才能构建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城乡统筹、工农业协调发展的和谐社会,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速列车稳健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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