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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劳动哲学转向及本质

 论文栏目:中国哲学论文     更新时间:2019/7/8 14:47:17   

摘要马克思的劳动哲学在本质上并非属于经济哲学,而是政治哲学。或者确切地说,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的论证目的是为了最终返回政治。国民经济学家们之所以没有洞悉劳动的本质,重要原因就在于其极力“回避政治”。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结构,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表现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劳动沦为资本统治一切的工具和手段,“劳动生产力”在逻辑和事实上已经变成“资本生产力”。资本逻辑让劳动的工人们失去自由和参与政治的条件。只有通过“重返”劳动的政治语境解读,解放劳动,构建起无产阶级对抗资产阶级、扬弃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政治哲学,才可能让工人真正成为自由的人,从而完成对劳动必然性的超越,使得劳动成为人的自我的需求和自觉自愿的“自由王国”。

关键词政治语境;劳动;转向

劳动是打开马克思政治哲学之门的钥匙,构成了马克思对现代性政治批判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出发点。劳动在政治上解放,意味着扬弃私有财产,消除异化劳动,实现人对自我本质的真正占有,从而体现人的价值和丰富性。而劳动哲学的政治本质,则是在一定程度上和最终实现上促使物质生产不再是劳动的根本目的和生存手段,而是通向人的自我需求和自觉自愿“自由王国”的必由之路。重返劳动的政治语境,通过对资本主义体制下劳动与阶级斗争、人的自由和生产过程的重思,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哲学理解。

1内在的“政治转向”:劳动生产力“蜕变”为资本生产力

在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中,劳动一向都是被鄙视、忽视的活动,劳动代表了艰辛和劳累,与政治从无关系,连政治活动所限定的价值也没有。工业革命开始后,劳动从经济层面得到国民经济学家重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劳动是第一价格,是为所有商品最初支付的货币。用以交换这世上所有财富的最初的支付手段,不是金银,而是劳动,”[1]29从而把劳动作为确定商品价值的普遍尺度。依据国民经济学家的看法,劳动是所有自然商品的主要价值,全部商品都能够用劳动来换取,通过劳动分工形成的商品交换,则能够促进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然而,现实中工人的劳动并不体现为价值标准,他们只能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劳动产品被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占有。与之相反的是,工人的劳动反而成为一种商品,资本家可以任意购买。在马克思看来,与其说国民经济学家们是承认人,不如说是否定了人,他们没有真正领悟劳动的内在本质,反而用抽象的方式让资本对工人的剥削变得合理化,这就是劳动的现代性困境,也是国民经济学家们无法从根基处解决的矛盾。为何会导致这样的现象?通过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深刻考察,马克思认为,劳动只是被国民经济学家抽象成为了一般劳动,成为私有财产的本质而已,并没有体现出具体真实的内容。重要原因就在于国民经济学家们把劳动仅仅作为一个经验性的经济学概念,在劳动的问题上极力“回避政治”,导致劳动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性内涵被遮蔽了。马克思认为,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首先是劳动的“物质生产”。作为一种存在活动,劳动是人类作用于自然界的一种特别形式,通过劳动人不仅仅生产生活资料,更加建构自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是人的本质的自由活动。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强调劳动不单纯作为“一种娱乐,一种消遣而存在,”[2]616而是一种人的自我确证,通过劳动让人找到了自我生存的价值和意义,创造了人类的历史进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不再是一种有意识的人类创造活动,只能是资本持续增值的工具,劳动的转变仅仅展现出了资本的发展趋势而已。实际状况是,人们“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增值与工人世界的贬值成正比。”[3]267这体现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已然从人们实际生活中脱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不再依赖于人的对象世界,成为一种异化的东西与工人相对立。在这个层面上,劳动问题已经超越了国民经济学家的经济范畴,成为更深层次的政治问题。通过对资本主义大生产体制的考察,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国民经济学家们并没有真正理解劳动概念和本质,只是把对财产的占有理解为“有产”和“无产”的对立,在本质上掩盖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从资本主义生产中就可以看出:“作为这一过程的真正的结果,应考察的不只是商品本身,也不是剩余价值,……而是生产资本和雇佣劳动,换言之,是再生产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并使之永存。”[4]181在马克思看来,“有产”和“无产”对立的实质就是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在这一对立之下,劳动从属于资本,被资本所控制,劳动的一切价值都被资本所榨取,而对立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在私有制之下,这一对立过程逐步表现为劳动向资本的转化过程,劳动不断转化为资本,加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的“再生产”。在这一“再生产关系”下,工人转让的是他的劳动本身,通过自身的劳动不断为不劳动的资本家创造出剩余价值,工人劳动的一切力量都被资本家榨取。从而资本越发达,工人愈加受资本的奴役,社会的两极分化不断扩大。从劳动政治的视角来分析,工人的剩余劳动价值被资本家窃取只是一个方面,在更深层次上,“资本生产力”是对人的生命活动的压抑和扭曲,导致了工人对自己人的本性的否定,“劳动剥削”在政治涵义上就是“劳动压迫”,劳动和资本对立也体现为一种政治的对立。显然,马克思对劳动的政治哲学阐释超越了国民经济学所能承载的内容。

2重返“政治语境”:以对抗异化构建劳动哲学

劳动和资本的对立不仅导致“劳动生产力”转化为“资本生产力”,更让工人的劳动和其本身陷入了异化的境地。随着资本主义生产不断扩大,这种异化的程度也在不断加深,正如前文所分析的,在资本家的剥削之下,工人变得更加贫困和忙碌,他们没有自由和闲暇,变得越来越憎恶劳动。所以,在马克思看来,要解决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关键是从根本上解决异化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异化问题体现出的是资本主义异化的生产逻辑,在这一逻辑之下,人实际上被自己所创造的现代性世界所控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现代科学技术越是深度融合,愈加把人的肉体和灵魂都变成了资本增值的工具,从而现代科学技术反过来加深了现代性世界对人的控制。同时,异化劳动还是形成私有财产的原因,而私有财产则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马克思认为,通过私有财产的中介作用,异化劳动的内在矛盾表现为劳动与资本对立、活劳动与死劳动的对立,并成为人的一种异己的东西,对人的本质、生命和能力要素相对立。导致的后果就是工人丧失了作为人的本质属性,成为工业社会下自己对象的奴隶,“他首先是作为工人,其次是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够生存。这种状态的顶点就是:只有作为工人才能维持作为肉体的主体,并且只有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是工人。”[3]269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生产逻辑占据绝对统治的情况下,异化劳动最直接的表现——“机器排挤工人”和“技术压制工人”却获得了一种财富增值的正当性。试想,在资本主义社会谁不会为“生产效率”的提升而感到振奋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生产过程改进,不自觉地加深了劳动的异化,”[5]使劳动异化成为一种普遍的文明现象。在资本的“统治”下,工人劳动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榨干,资本家变得越来越富有,工人却愈加贫困,越来越抵触劳动,厌恶生产。随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最根本的矛盾———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矛盾凸显,工人在“异化劳动”中不但丧失作为人的主体地位,随之失去的还有工人的阶级意识。正如卢卡奇所写的那样,“随着劳动过程越来越合理化和机械化,工人的活动越来越多地失去自己的主动性,变成一种直观的态度,从而越来越失去意志。”[6]156当无产阶级作为一种异化的主体而存在,他们就会变得对资本剥削习以为常,乃至失去批判能力和反抗精神,成为对资本奴役和压迫逆来顺受的“奴隶”。从而,只有重返劳动的政治语境,通过对劳动的解放唤醒工人的主体意识,构建起工人对抗资产阶级、扬弃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政治哲学,才能彻底超越异化劳动的问题。在此认识的前提下,马克思运用劳动政治批判来增强工人作为无产阶级的历史本质性。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假如“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能消灭自己。”[7]214也就是说,工人只有在政治中把劳动哲学“变成现实”,才可能“消灭自身”,超越异化的劳动和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体制。而站在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角度,马克思进一步认识到,现代资本主义看似更加文明,实则是以更大范围、更深程度、更为普遍的异化劳动为代价,如果按照国民经济学家的逻辑,把资本主义的成功看成是新的科学技术对于经济社会结构的推动,那么对资本主义的辩护就成为一种现实性的科学化的辩护,这一辩护反过来又会加深资本主义文明的“合理性”。因而,马克思要回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当中,去揭露资本主义的文明不仅不会给工人带来福祉,反而掩盖了劳动本质的异化,只不过是资本主义通过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进一步对工人控制而已。也就是说,要彻底扬弃“异化劳动”,需要从根本上动摇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从生产变革入手来“改变世界”,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8]。而这只有通过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以劳动解放来打破工人被资本奴役的人身依附关系,彻底超越“异化劳动”的生产关系,让联合起来的工人共同占有生产资料,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才能彻底实现,这样工人才能进入公共领域成为政治的主人,才能创造历史。另一方面,马克思也认识到,劳动(生产)关系是人们交往的基本关系,但这一生产关系的变革不是自然而然的,需要“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9]313。所以,对劳动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批判,为的就是要揭示资本主义政治和自由的虚伪,揭露“异化劳动”和商品拜物教的形成过程,让工人意识到资本主义剥削和欺诈的本质,进而“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10]16,用暴力革命推翻现存的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所有制,彻底超越异化劳动。所以,马克思通过政治和哲学话语中解释了劳动的“经济术语”,解决了国民经济学家无法回答的“经济事务”。实质上,马克思认识到,只有让工人在劳动政治上解放,获取一定的政治资源,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最终实现上,促使经济领域中的物质生产不再是劳动的根本目的和生存的手段,让劳动超越经济的必然性,成为通向自我需求和自觉自愿“自由王国”的阶梯。

3超越“传统政治”:以“人的解放”回归劳动哲学本质

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和劳动异化进行批判后,就要回答如何让工人真正获得解放的问题。传统的资本主义政治解放是现有世界范围内的一种解放形式,但这还不是人类最彻底的、完全的解放。单纯的政治解放只是把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把市民社会从国家中解放出来,并没有把工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这种普遍的政治解放本身就是虚伪的。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社会体制下,工人的生产资料为资本家所占有,被迫以劳动“获得的回馈”进入资本主义市场,通过消费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需求,只是作为一种商品参与资本主义市场的交换过程。这一过程中,工人表面上进入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公共领域,拥有政治话语权的恰恰是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在丧失了其自身自主性的前提下,工人实际上并不具备参与政治的能力和闲暇。他们不仅在经济上被资本家剥削,在参与社会政治的建构中同样处于被剥削的命运,并没有真正的自由可言。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政治解放并不能带来人的全面自由和发展。在资本生产的过程中,工人只是作为大生产中的一个环节,不是在“创造”产品,而是把具体的、有价值的劳动变为不属于自己生产资料的一部分,他们通过劳动创造了生活的世界,同时又被这个世界所支配,被劳动产品所支配,根本无法通过劳动让自己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所以,马克思超越了西方传统政治解放人的逻辑,不是从单纯从政治解放来谈人的解放和自由问题,而是从政治的解放上升到人的解放来彻底回应异化的困境。西方政治哲学传统观念中充满了对劳动的忽视和误解,认为自由与劳动是对立的。只有摆脱劳动的人才可能享有自由、完整意义的政治生活。但是,马克思恰恰相反,他认为只有在劳动中才有可能追求人类全面自由,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在马克思这里,劳动与政治紧密关联,恰恰表现为劳动是通向自由之路,而不是自由的条件,是必然性和自由之间张力的解决。劳动生产引发了以商品交换为主的经济形式,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物质资料,不仅“确立了主体的平等”,而且确立了自由。从劳动政治的语境来看,真正的自由应该是让劳动者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不再受制于“自然的必然性”,并且有“闲暇”去从事政治实践活动,这样的人才是完整的人、全面的人,因而也才是真正自由的人。所以,马克思认为,劳动和自由要达成政治的内在统一,就必须通过劳动哲学扬弃私有财产,把“异化劳动”扬弃成为“自由的、全面的”本真的劳动,成为工人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彻底得到解放的条件,这也是马克思“自由王国”的政治价值所在。总而言之,“人的解放”是终极的价值目标,是“符合人性的复归”,但必须要以劳动政治解放为前提,没有对“异化劳动”的超越,不可能把人从自私自利,充满剥削和压迫的资本主义体制中解放出来,也不可能把人从异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3]189。此外,追求“人的解放”的政治路径,恰恰凸显的是马克思劳动哲学的政治本质,就是要结束“由物役性的自然必然性和经济必然性支配人类主体的历史”[11],以及对必然王国中劳动必然性的彻底扬弃,以对产生异化劳动、强制劳动的私有制的扬弃,让劳动回归其本质,成为内在目的和手段相互统一的人类活动,成为让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以及人类通向真正自由的自我确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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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余勤 单位: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东华大学学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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